領導

心理學與精神病學

1 拼音

lǐng dǎo

2 英文參考

guidance

lead

leader

leadership

leading

shepherd

領導指引和管理一羣人或一個組織實現某種目標的活動。包括提出奮鬥目標,制定實施辦法以及通過行動達到目標這3方面的內容和作用。從事領導活動的人是領導者,隨從領導者的人或組織是被領導羣衆或團體。領導者通過活動羣衆組織成員給予積極影響,領導活動是一種角色行爲,它在以成員之間的協力合作爲前提的現代組織中,在組織與個人之間起着媒介作用

3 20世紀初關領導的研究

20世紀開始的有關領導問題的科學研究集中在領導活動的有效性上,並特別重視對領導者個人品質的研究。這種研究試圖比較領導者與隨從之間、成功的領導者與不稱職的領導者之間的個體差異,尋找一種專門適合於從事領導活動的人的人格模型或特質,其中人的儀表、社會技巧、智力等都屬於認真考察的人格因素,提出了領導人格特質理論。30年代末開始,研究轉向對領導行爲領導風格的探討,相應地提出了領導風格類型理論。K.勒溫和R.利皮特等人的工作是開創性的,他們採用實驗方法觀察不同類型的領導方式(民主型、專制型、放任型)所產生的不同的領導效果,這些類型的區別涉及:團體的活動方針是否經團體成員的共同討論,被領導者能否瞭解所從事活動的全局,團體成員能否選擇自己的工作夥伴等等。實驗結果表明,民主型領導優越於專制型領導。前者的小組團體及其大多數成員士氣高、主動性強、作爲團體的統一傾向穩固;而後者的情況正好相反

以後20年中,在這個方向上的研究進展表現出一些新的特色,總的是研究者認爲良好的領導方式應以領導者的下屬隨從人員爲中心,努力改進人際關係。因此,研究集中於人際問題變量領導者的態度、行爲動機比較低估領導者個人的認識變量領導者的智慧、工作能力、專業知識等因素對領導效果的影響。與此同時,領導特質理論日益顯現出某種侷限:雖則這方面的研究是大量的,但始終沒有充分論據足以證明領導者與其他人在特質上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於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在40年代開展了對領導的實際行爲的研究。他們編制了"領導者行爲描述問卷"(LBDQ),對所測結果進行因素分析,得到兩個基本的領導行爲維度,稱之爲"體貼"和"主動結構"。密歇根大學調查中心則通過調查方法,把領導者行爲歸納爲兩個因素:員工導向和生產導向。此外,"管理方格"和"PM理論"等,都試圖找出領導行爲的基本要素及其不同的組合與生產效率和職工滿意度之間的關係,以便找到一個最佳的領導行爲方式。這些研究的理論概括都與領導行爲理論有關。60年代以後,領 導問題上人本主義的研究傾向有所加強,但其重點與共同特點在於把領導活動的有效性同領導行爲領導環境交互作用結合在一起來加以考慮。F.費德勒提出了"有效領導者的權變模式",認爲領導效果依賴於情境因素對領導者是否有利。他提出 3種影響領導效果的情境因素:①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②工作結構;③職權。同時,編制了"最不受歡迎的共事者"問卷(LPC量表),用來測定領導者的類型,找出領導類型與情境類型之間的關係,稱之爲費德勒模式,爲領導的權變理論提供了基石。此外,通路-目標理論認爲,有效的領導方式要視部下的需要和任務性質等情境因素而定。由於通向目標的障礙不同,需要不同的領導方式來幫助被領導下屬掃清通路上的障礙,從而收到較好的領導效果。以R.J.豪斯爲代表的研究指出,面向任務的領導行爲(重視對團體成員工作任務的安排)在任務不明確時有正效果,但在職責明確的情況下,卻有負效果;面向關係的領導行爲(熱情支持與關心下屬成員)對於煩人的工作,則有好的效果。領導生命週期理論則將成熟度這一概念作爲一種環境變量來考慮,把抓工作和關心人兩個領導行爲維度與成熟度這個變量結合起來。這種理論認爲,當被領導者很不成熟時,採用專制型領導方式最有效;被領導者不太成熟時,採用說服教育型領導方式最合適;當被領導者比較成熟時,採用參與型領導方式最有效;而當被領導者成熟度相當高時,採取授權型領導方式最合適。1973年V.H.弗羅姆和P.W.耶頓考慮了領導者的決策條件,提出所謂領導-參與模型,即請隨從者參與決策過程,使他們更願貫徹執行;但當任務明確,隨從者的支持不成問題,則領導者取獨斷類型進行決策,工作反可更爲有效。這種領導-參與模型,旨在研究決策中的領導行爲,也是一種權變理論。

4 中國關於領導的研究

中國關於領導研究的開展起始於80年代初。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從1980年開始,對領導問題進行了實證性研究。他們將日本的PM量表在中國進行了標準化,用聚類分析方法來探討領導行爲因素與情境因素的相互關係,指出不僅領導行爲方式影響情境因素,而且情境因素也具有反作用而影響領導行爲。這種方法已被用於企業領導的評價和企業診斷。心理所另一研究組在PM理論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國情和文化背景與西方不同,探討了領導行爲評價的中國模式。他們編制了CPM量表,根據實測結果的聚類分析,證實了中國人對領導的評價不僅包括工作績效(P因素),團體維繫(M因素),而且還包括個人品德(C因素)。中國與西方的這種差別, 映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的差異。此外,杭州大學心理學系以及上海、北京等地也都開展了領導素質的研究。中國還成立了領導科學研究會,從不同學科的角度來研究領導問題。中國關於領導管理問題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起步較晚,但已取得一定成績;同時,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與建設實踐中所積累的豐富的領導經驗以及所形成的正確的領導方法和優良的領導作風,也將爲中國社會心理學今後的有關研究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料與歷史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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